通过回顾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结构性背景，并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梳理食品安全的文献并进一步评析不同范式，本文得出国外社会科学文献对研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应用性和理论性启示：如果不将食品安全研究置于转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整体关系中去剖析深层关系，单单要求严格执行食品标准或者学习“先进”的国际标准的政策建议将过于片面。如何将食品安全问题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合并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呢？标准述行性研究为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
作者简介：李雪石，女，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博士后，研究方向：食品社会学;王蒲生，男，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教授；张猛（通讯作者），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非常关注的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包括微生物危害仍未得到控制、供应链管理薄弱、政策不协调、食品造假等。解决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工程技术创新得到很多关注，如RFID食品追溯管理系统等。除了技术创新，创新理论的学者同样强调制度创新的重要性（Callon，1991）。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食品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应用性问题。除了在农业食品体系制度的具体层面，食品安全还是一个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综合问题：涉及全球化时代食品体系中多方利益关系，同时受外部政治体系、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意义生成等影响。
食品安全的复杂性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表现更为突出。与美国等国家以微生物污染为主的技术性因素不同，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人的因素，如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为牟取暴利而出现的食品造假，屡禁不止的各类“小作坊”和“地下工厂”的存在等（王常伟和顾海英，2013；Wu et al.，2017）。现有中文文献侧重对具体食品安全管理和技术性问题的讨论，而有关食品安全问题与我国当前特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联的文献研究较少。为了填补这种空缺，本文将梳理和分析国外社会科学关于食品问题和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民生关系的研究文献并进行评述。概括来说，此类文献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食品安全监管和政府执政能力，重点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与农业食品体系结构调整和政治监管之间的关系；（2）经济发展的讨论集中在全球化下食品安全与市场、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3）在民生关系层面，则是注重转型社会中信任关系与食品安全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本土社会运动为食品安全提供的解决办法。
下文先对社会科学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作简要介绍，并阐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具体结构性背景，再从三个主要方面梳理食品安全的文献，最后进一步评析文献的不同范式并指出对研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应用性和理论性启示：假冒伪劣食品是实施食品标准的产物，而社会信任危机是假冒伪劣食品的结果。如果不将食品安全放在所处我国转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整体关系中去考虑，片面要求严格执行食品标准或者学习“先进”的国际标准，新标准只会为食品造假和不安全食品提供新机会。那么如何将食品安问题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合并具有可操作性呢？本文认为能够最终靠研究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述行性（Standard Performativity）为研究框架来解决。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食品安全危机常出现在新旧农粮食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是建立现代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副产品。新旧农粮食品体系的替换还可能伴随小农户经营危机、环境生态恶化等问题。因此，食品安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的映射。食品安全出现既存在于农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问题（如食品链变长物流技术的引入等），也存在农产品社会关系转变的问题，如社会新秩序的缺失和国家监管不到位，乃至于全球化食品体系中社会行动者关系的重组。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之一是通过政府积极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并培育社会新秩序，转换政府在社会转型中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担任的角色。安全的食品具有基本公共品的性质，受到各国政府的格外的重视，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都采取对应公共政策推行安全规制以确保食品安全，但实证研究指出这种方案往往监管成本高而收益低，同时监管本身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没办法得到解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之二是通过市场提供安全的生态农产品来取代不安全食品，但生态农产品作为一种和信任挂钩的特殊商品，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即要解决生态农产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最终靠加强政府监管的方式，但也会同样面临政府监管无效的问题（石嫣，2011）。因此食品安全问题才引发了食品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政策性探讨，即如何改善食品从生产到消费所有的环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全球化也为政府监管提出了挑战，在大型粮农体系中，监督管理的机构必须协调当地情况与跨国标准、多个全球供应链中的行为者以及协调各方管辖权的复杂性从而找出最佳方案。为了能搭建一个适用性强的治理框架，监督管理的机构必须在成本，政策设计和适用性方面做出权衡。假如没有强有力的中心协调手段则无法统筹全局，但对食品安全的集中统筹又容易与当地食品安全现实脱节（Yasuda，2015）。换言之，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难度。
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日益显露，除了全球结构因素的影响外，也受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影响，西方学者将中国现有的食品体系称为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与国家权威主义结合起来的混合体系（McCullough et al.，2008；Wu，2008）。所谓“混合制度系统”，是传统生产、加工和现代企业零售以及替代性食品网络体系等混合而组成的农粮体系。畜牧业的现代化程度高，但园艺部门仍以小农场为主，有大量中间组织（Si et al.，2015）。零售仍然是多元化的，消费者越来越趋向于在升级后的农贸市场购买生鲜产品。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中国食品体系慢慢的变多地整合到全球食品体制中。因此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食品系统的典型代表，食品供应已经与生产地远离，并依赖于长途贸易和加强生产方法”（Klein，2013，p.377）。复杂的混合制度也相应增加了政府监督的难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欧美国家不同，还体现在它是一个与社会转型相交织的社会问题，因此不能仅仅限于在食品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不少国外社会科学文献中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放置于“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中去讨论。下文先梳理了中国粮食系统“混合制度系统”的结构性背景，再扩展综述了中国食品安全与当前中国政治转型、经济发展和民生文化的关系。
一项研究发现食品安全超过所有民生问题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问题（Wu etal.，2017，p.91）。在民众呼喊高涨的情况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第一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等。食品安全成为民生关心的焦点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消费者追求更好的食品安全质量，中产阶级的增加和现代生活的改进，造成人们在食品消费习惯方面呈现精细化（Yang，2013）；另一方面是结构性因素，出现的种种食品安全危机涉及中国食品体系的结构转型。
中国的食品体系是一个混合型体系，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与世界食品体系接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McCullough et al.，2010；Schumilas，2014）。
第一，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实现传统食品生产、加工、零售等方式与现代公司以及体系共存。20世纪80年代，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发新市场的基本构架：为了刺激粮食部门的生产力和创新，粮食生产下放到地方政府，促进了当地对食品加工的投资。国家开始支持乡镇企业（TVEs）吸收“剩余”农村劳动力以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1990年，食品制造业成为中国第三大工业部门，价值1447亿元，2001年食品制造业总产值9546亿元。大型农业企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政府努力实现农业部门工业化的产物。1996年，只有381家公司，但到2006年已增长至61286家，因此百万小农与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共存（Wu et al.，2017）。
第二，饮食上的习惯也从传统以谷物和蔬菜为主向肉类较高的现代饮食方式过度，但传统习惯仍是重要组成部分。在畜牧业整合已形成趋势，但在种植业仍存在大量小农户和中间结构(Huang，2011)。在消费端，例如食品零售方式多元化，但大部分消费的人还是习惯于出售新鲜产品的菜市场。在城市地区，消费者购买其食品的三分之一来自超级市场，这明显低于较发达的食品经济体（Hu et al.，2004）。
第三，中国政府出于对和谐社会和粮食安全的考虑仍然具有调控食品价格的强大政策能力。2001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粮食市场，同时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控等措施，政府调控食品价格不大幅度受全球价格波动的影响（Huang et al.，2013）。因此，中国的粮食系统能被看作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的食品系统：既有不同于以前国家控制的系统，也有市场新结构和制度的引入，虽然和发达主义国家的粮食系统相比，其整合到全球市场的程度远远不足。因此有学者将中国混合食品体系绘制成概念图（图一），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传统以农产品批发商业市场、小商户、菜市场等组成的传统食品体系，也有现代以专业合作社、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国内外食品加工商零售商所组成的现代食品体系，还有以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夫市集以及消费者俱乐部组成的替代性食品网络体系（McCullough et al.，2008）。
在食品体系变化的同时（如食品供应链变长并日益复杂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性质也在发生了改变（Wu et al.，2017）。在食品体系转型前，食品安全问题是本地化的，与卫生意外误用农药和餐馆不卫生条件等问题有关。食品体系转型后，因为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和监测环节的薄弱，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明显的变化：涉及蓄意掺假，使用非法食品添加剂，生产假冒伪劣食品和使用农药和食品防腐剂的普遍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主因（Yan，2012）。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对中国食品安全系统来进行根本性重组，形成了新的监管制度。随着大型经济的行政改革将食品生产与国有企业制度脱钩，监管控制集中在中国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由卫生部（MoH）、农业部（MoA）、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CAQSIQ）、商务部（MoC）、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SAIC）和其他机构一同承担。然而，分散的制度导致监管管理、标准和政府各级政府、部委之间以及各地区的实际存在严重缺口，无法对食品体系的规模化进行相对有效管理（Wu et al.，2017）。但是，从21世纪开始，中央开始政府推进重大改革，重新设计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以应对现代食品体系规模化下的新挑战。下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梳理食品安全的文献。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研究既有以案例深度剖析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赵阳，2017），也有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演变的政治学研究（Tam and Yang，2005；Yasuda，2015)，学者试图解释是什么问题造成了监管制度失灵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概括为：（1）受监管制度分裂的影响；（2）受规模政治的影响；（3）受“廉价资本主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该如何解读食品安全相关的监管政策？研究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已上升为与党合法性和政府威信紧密相关的重大民生问题，了解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才能正确解读食品安全监管政策。
2003年和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的200多名婴儿因为使用不合格的婴儿奶粉被发现严重营养不良,其中12人死亡,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引起公众对中国生产的乳制品质量的严重关切与对食品安全的质疑。“大头婴儿事件”之后，民众呼吁对中国监督管理的机构对牛奶和婴儿配方进行更严格的测试要求。然而，2008年9月，“三聚氰胺染色的婴儿配方丑闻”再度曝出，使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焦点：据估计有296000个婴儿因为消费三鹿集团的奶制品，特别是婴儿配方奶粉而患有肾脏问题。至少6个婴儿由于肾衰竭而死亡。调查人员发现，三鹿集团的奶制品掺有工业成分的三聚氰胺，而中国最大的乳制品公司蒙牛和伊利制造的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乳制品中也含有三聚氰胺（Wu et al.，2017）。
研究者以类似事件为个案探寻了食品安全背后的问题。例如，对“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譹?訛的研究：通过对上级部门想要保护娃哈哈集团的缘由分析，研究者发现上级部门这样做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娃哈哈集团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性企业之一，是民族骄傲的一个符号，以至于上级部门将它视为国内食品和饮料行业抵抗国外产品竞争的重要力量；第二，娃哈哈集团被国家视为政治上可靠的企业因为它积极做出响应国家诸多政策，如娃哈哈集团响应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提高儿童体质的政策，娃哈哈集团建立工厂帮助政府解决三峡移民就业等。因此，对具有爱国心和公德心的、政治上可靠的企业，上级部门不希望娃哈哈集团因“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影响企业形象（赵阳，2017）。然而，类似娃哈哈集团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殊解决方法，一方面，食品安全危机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除；另一方面也使民众对食品安全更为担忧（Yang，2013）。通过对此类突发性食品安全危机的个案事件研究，学者更深层地剖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问题。研究食品安全政策和法规的大多数学者将食品安全问题归因于不良的监管和执法不力，也有学者强调媒体监督薄弱同时法院法律在侵权责任方面仍然发展不足才是食品安全屡禁不止的主要的因素。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认为在独立监督管理的机构与权威性国家以及地方主义之间有矛盾。
食品安全监管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一个主要治理问题：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通常被当作多方部门作为共同治理产生弊端的案例来研究，制度设置和社会行动者道德的局限性被看作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要素。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其他批评集中在独立监督管理的机构和威权国家的关系，食品安全官僚机构的分裂以及地方阻挠中央权威监管的行为等(Yasuda，2015)。
Tam and Yang（2005）系统研究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演变，指出监管分割和组织机构利益冲突部分别源于立法和制度改革中停滞不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改革往往产生短期不确定性和监督管理体制分裂是食品安全监管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监督管理部门对收入的追求与最佳监管目标相冲突：促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就业产生之间的冲突，该困境也反映出国家在社会经济改革当中就如何扮演监管中的适当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该研究还探讨了制度学习效果有限的原因：虽然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存在分裂问题，但模仿“先进制度”效果有限。作为2003年政府精简计划的一部分，食品监管被提交到国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SFDA），SFDA被授权对食品、保健产品的安全和化妆品进行监管。其职能包括协调相关官僚制定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其6个专门部门中有2个部门专门致力于食品监管──食品安全协调部和食品安全监督部。食品安全协调部与其他部门和机构协调，制订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计划和其他计划，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收集和分析食品安全信息，向公众传播食品安全信息。
相比较而言，除了美国农业部（USDA）规定的肉类和家禽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几乎管理整个食物链。SFDA是通过扩大原国家药品管理局建立的，需要在几个政府机构之间提供食品安全监管的协调。虽然中国试图仿效FDA改善SFDA的全面统筹能力，但制度模仿并不能赋予SFDA足够权威对食品安全进行统一和全面的监督。FDA无法全面监管使得食品安全的监管权力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至少6个政府部门和行政部门（MoH、MoA、GAQSIQ、SAIC、MoC和SFDA）监督管理的机构和食品安全责任的分散化对监管实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在食品安全监管上，某些方面有几率存在过度执行，而在别的方面又存在推卸责任和转移责任等。
分裂的监管制度下，饮食业产生许多监管真空地带，就为不安全的食品提供了空间。例如，SFDA最初侧重于药物监管，直到出现阜阳假奶粉丑闻，SFDA才开始更加重视食品监管，而之前很多食品监管领域都是“无人管”的真空（Tam and Yang，2005)。同时，农村地区是食品监管的另一个缺位地带。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农村地区存在的综合性的供应合作社通常是集体所有，因此国家对公立医院和生产者能够直接进行严密监督。在改革时代，合作社已经被私有化，租赁或关闭，逐渐被小批发商业市场、家庭商店和流动摊位所取代。然而，在市场的急剧转型下，国家尚未赶得上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SFDA仅在省一级设立了办事处。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地发展下，村庄已成为假冒和劣质产品的倾销场所，如几乎所有的假奶粉都在农村地区生产和销售（Tam and Yang，2005）。从政府监督管理体系角度，Tamand Yang（2005）的研究提供了非常详实和系统的分析。
除人为和体制因素，安田小次郎（2015）用规模政治分析了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规模政治“描述了一个制定共同监管框架的过程，该框架有效地整合了许多行为体在高度异质的情况下的多层次治理”。规模政治不讨论以人为单位的政治如腐败等治理问题的病理机制，而是从组织规模去描述共同监管框架的过程，该框架有效地整合了许多行为体在高度异质的情况下的多层次治理。安田小次郎（2015）认为规模和监管间的矛盾是造成中国食品安全的重要原因：官僚机构的臃肿导致监管实践的薄弱，而监管实践的薄弱反过来又导致腐败问题以及其他治理弊病的滋生。由于生产者数目庞大，地理、气候及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明显，全国各地的生产实践相去甚远。其结果是，生产者往往漠视与当地生产现实不一致的中央政策。换言之，食品安全问题上国家能力监管缺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由中国的规模引起的。在一个本就庞大的体系中，单单添加一级机构就能导致人员呈指数增长，并引起大量的扭曲与拖延，最后导致行政能力的下降，从而使微生物危害不能被控制，供应链管理薄弱。换言之，政府能力缺位可能不完全在于权力问题施行的问题还源于规模政治。
有学者也研究了外部因素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影响，指出在全球化的时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困境并非只限于中国（Cheng 2012)。“食物犯罪”（Food Crime）的普遍发生在“廉价资本主义”背景下，低价、低劣的产品质量与社会道德和商业道德的腐化密不可分。“跨国资本主义”对进入的地区产生结构性侵蚀，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紧密的互动形成三重螺旋导致粮食犯罪，而了解廉价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有助于认识中国当前食品安全危机频繁发生的外部影响。通过对案例和政策文件的档案分析和调查以及对浙江省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食品制造业中的有关人员、消费者组织代表、食品安全观察家和学者的访谈，研究者对中国食品罪犯的构成和有关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廉价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导致在饮食业的底部竞争，低质量食品制造与廉价劳动力使得大量消费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底层的工人阶级，无力购买昂贵的健康食品，导致对廉价和低质量食品极大的市场需求。同时，工业-政府-大学互动关系的三重螺旋也对地方政府监管角色造成侵蚀，为不安全食品的存在提供了诱因。商业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府监督管理的机构之间的利益不清是导致监督食品安全失败的最终的原因，有学者因此建议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解决这一个问题同时监督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行为(Yang，2013)。
中国领导层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政策和制度的重视体现了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在2008年三聚氰胺牛奶丑闻之后不久，2009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该法律规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领导食品安全监管。它还包括对食品召回的规定，并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人施加惩罚性惩罚。2012/2013年接任的新一代领导人关切生活品质问题，特别是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2013年3月，食品安全委员会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成立了部长级中国食品药物（总署）管理局。习亲自关注促进食品安全监管。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总结说，食品安全已成为对中国执政能力的主要考验。他认为，不能确保食品安全，将使批评者质疑我党的统治权问题。2015年5月，习在政治局的研究议程上呼吁以严格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严厉的惩罚和严厉的问责制度建立食品安全的治理制度。在21世纪初期至危急的药物安全危机之后，中国的药物安全监管已经大大加强。随着国家将注意力转向食品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机构越来越多地调整和应用CFDA的药品监管技能来管理食品安全，这都有利于食品安全的监管（Wu et al.，2017）。
为什么食品安全监管如此重要？研究者认为这是与党和政府威信紧密相关的重大民生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远离低政治问题、生活质量上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对国家有关加强政权合法性至关重要。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看法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食品安全意识和对政府的信任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重的，相辅相成的。对食品安全缺乏信心与地方和中央政府对信任的降低密切相关。对食品安全关注度较高的那些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往往低于那些对食品安全问题缺乏认识的人。过去30年，依靠经济绩效中国确立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然而随着局势变化，未来政府信任将主要取决于各类民生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秩序充满不确定，也更加要求中国政府不仅要促进增长而且还要保证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发展相比，多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让民众对食品安全放心看似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但却是政府监管的头等难题。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和对政府的信任是维系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性基础（Wu et al.，2017）。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还是一个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议题，所以了解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才能正确解读食品安全监管政策。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研究主要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市场秩序是否能够规避政府监管存在的既有弊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能，进一步完善市场秩序是否能改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重要的方式塑造和约束市场机制，不安全的食品恰恰是最“理性”最合乎当前市场要求的食品。
食品安全的保障固然依赖于政府的监管，但从更广的角度看，转型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者不诚信生产不安全的食品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中国的食品体系作为混合型体系并越来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与世界食品体系接轨，而中国市场相对薄弱的监管体系的存在无疑给跨国食品公司提供了机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违反食品安全的案例在中国已经暴露，包括肯德基（苏丹红、地沟油和炸鸡）、亨氏（苏丹红用于辣椒酱）、雀巢（婴儿奶粉中的过碘含量），杜邦（不安全的炊具和包装化学品）和宝洁（含有溴化钾的BBQ调味的薯片）。超市巨头沃尔玛和家乐福被发现出售过期的酸奶、肉类和蔬菜（网易财经，2010）。这些公司销售的食品在全国流通，即使我国已建立食品召回制度，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现有国家法律没有关于产品召回的具体规定，因此使食品生产者有机可乘的监管空子。食品安全丑闻表明，即使是最有信誉的跨国公司跨国企业也只是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而非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例如，当雀巢公司最畅销的婴儿奶粉被曝出碘含量超过中国国家标准后，该公司最初拒绝食品召回，后来只是出自中国媒体和官员的压力之后才勉强将其产品从商店货架上撤下（景军，2017）。
如何理解中国市场秩序下食品体系中出现的失范？Cheng（2012）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存在于整个食品工业体系,是“廉价资本主义”的产物2。食品作为一种公共品与企业纯粹追求追求利益本身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在市场秩序不明监管不清的发展经济体中将更加明显。“廉价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食品安全出现的重要原因，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分公司食品部门中力量的增加更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
转型的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秩序和行动者逻辑混乱也是市场秩序无法有效运行而产生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高素珊（2017）有关爱婴医院的研究指出了一种具有矛盾的社会现象：爱婴医院一边鼓励母乳喂养的科学观、一边又允许跨国公司在医院内推销奶粉，两者各有自身逻辑，前者的逻辑是医院的责任，后者的逻辑是医院的盈利，两者之间法规失效、违规取胜。而这种行动悖论和反差不局限于公共行动者：娃哈哈集团开始以民族企业的姿态抵御可口可乐在中国软饮料市场的霸权却逐步趋于资本诱惑最终并入一家跨国公司，但始终由于上级部门的重视而在食品安全事件中被保护（赵阳，2017）。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重要的方式塑造和约束市场机制，具体政治经济严重影响市场的具体轮廓（Thiers，2002）：国家在提供公共品上发生角色的错位，政府部门因为利益冲突而不能有效实行相应职能，相应产生的秩序混乱问题也将影响到市场秩序生产合乎扭曲市场下“理性逻辑”需求的廉价低质甚者是假冒食品。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型食品制造商使用更廉价不安全却不至于“违法”的化学成分作为食品添加剂是符合逻辑的，不安全的食品恰恰又是最“理性”最合乎市场要求的食品。
市场秩序失范不仅体现在传统食品生产体现上，也体现在我国新兴的生态农业体系中。除了加强监管，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市场生产更安全的食品来替代不安全食品，政府一直在生态农业系统方面努力希望能借助市场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石嫣，2011）。国家和非国家政策行为者都希望通过转向市场强大的社会选择机制，改变实现环境和政策目标提供安全食品。然而，多位学者研究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情况后指出效果有限。早在1980年农业现代化初期，政府已经意识到现代化农业会带来环境恶化，因此发起了“中国生态农业”（CEA）倡议。CEA原则需要集约化农业才能实现，但那时中国农业市场改革正将村集体农业分为个体承包，因此CEA并没有被落实（Sanders，2006）。1989年，中央对环境保护和生产质量的重新关注提出了“无污染农产品”的理念，即“绿色食品”。1993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CGFDC）在农业部的支持下成立，1995年制定了“绿色食品”标准：A级和AA级。A级代表常规和有机食品之间的过渡水平，其中使用农药，化肥等农药极为有限。对于达到“AA”级别的绿色食品，禁止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所有合成农药和化学品，使其等同于有机食品的标准。2002年，CGFDC通过IFOAM获得认证，授予其有机产品认证权，2005年中国推出了中国有机产品标准，逐步淘汰“AA”等级（Sanders，2006；Sirieix et al.，2011）。2008年，中国拥有18.53亿公顷认证有机耕地是世界第三大有机农业国家。有机生产本身集中在全国31个省份中的11个省份，主要在中国东部。中国有机生产的主要驱动力是欧洲，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市场，出口价值约为8亿美元。
然而，生态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对本国我国的食品安全起到变革性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因为是受到出口拉动，在利益驱动下发生了变化：和出口别的产品一样实质上并没有大范围内改变食品安全。政治和市场在中国“市场社会主义”中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威权主义行政和利益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协同重叠，给农民和生态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Thiers，2002）。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使有机农业的监管与发展面临常规食品监管的困境：有机农业和地方经济的紧密联系，造成有机认证监管方的利益并不中立因此也影响到有机农产品的质量，以及人们对官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度。在消费方面，有机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需求重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和深圳等大型城市大都市的富裕住宅区，而也只有在极为高档的超市才能购买到有机产品。选择有机农产品的主要动机是出于个人健康，但价格成为选择有机产品的主要障碍，保护环境问题或者对当地有机农户等利他因素考虑的较少。消费者在不同个人福利（主要是健康与经济福利）之间进行权衡（Sirieix et al.，2011）。有机食品只是市场化中一个特殊人群的消费，而他们有限的利他主义的动机也说明这种消费扩大的可能性有限（Si et al.，2015）。
就市场无法提供安全的食品，有学者指出究其根本食品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涉及到“食品质量”（Food Quality）的概念，而食品质量是一个由食品体系中各社会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结果。诸如风土的地方、个人和产品制造术语具有产生地方的潜力以及在这些空间中产生的人和产品-不仅突出地推测的质量之间的联系，产品和个人，而且包括超越对高级产品的评估并包含其他价值观的判断（Tracy 2013）。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建构性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并非能通过简单的绿色或者有机食品认证就能实现。例如，通过对中国民族乳业共色和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认证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后，研究者发现液态奶的质量将“原产地品质”包括进来，即牛奶品质并非只是营养和卫生品质，还包括草原绿草和蓝天的文化想象和所代表的“纯天然无污染”（Tracy 2013）。换言之，高质量安全的食品并非是一个纯科定义的问题，而是由本地知识、科技可操作性、和标准化消费者口味共同建构的过程,因此对不安全食品的担忧也可以是这种构建过程中的产物而非简单物质性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民生研究主要探讨转型社会中信任关系与食品安全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本土社会运动为食品安全提供的解决办法。具体体现为为三方面问题：我国民众对食品的不安全感的特征是什么；在民众普遍对食品安全表示不信任时，民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都有哪些；而这两方面又对我国转型中的社会关系有何影响。
我国民众对食品的不安全感尤其反映在对婴儿食物的担忧。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疯抢国外优质婴儿奶粉导致商城断货的行为在中国香港和澳门、澳大利亚甚至欧洲部分地区都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例如，英国Tesco超市变出台每位顾客限购婴儿奶粉的规定。由于公众对食品质量的关注，中外研究人员也开始检查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和知识。2010年，三鹿奶粉丑闻爆发后，《小康》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关于食品安全态度的调查显示，只有28％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机构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有信心，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监督管理的机构勤勉地保护食品安全。根据这些数据，研究者进一步对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态度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生活质量问题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拥有不同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的食品安全感的模式是什么？”（Veeck et al.，2015）。
研究者发现，在2003年阜阳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接近四成的民众表示对食品安全不放心，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后陡然上升至七成。研究根据在南京的三百三十七户分层随机抽样，评估城市居民对于不同的粮食安全考量及议题的理解，并探讨各社会阶层的不同观念，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影响人们对食品健康风险的认知和对食品安全信息来源的信任。高等教育的人群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水平较高，他们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政府来源最不信任（Wu et al.，2017）。
为了进一步研究食品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覆盖全国7000多名受访者。在此调查中，只有59％的调查参与者在食品安全方面感到安全，近40％的受访者感到不安全。研究显示，家庭人口越多，家中的父母对食品安全越感到担忧。城市和农村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和知识方面存在显着差异。在城镇居住的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远高于农村居民。虽然食品安全问题在农村屡屡发生，但农村居民了解的不多。收入较低的农民仍然在追求温饱，加之有自产自销的食物来源，这使他们的食品安全感相对较高。研究还显示，年轻人、高学历的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最为担忧和焦虑，这可能同他们较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经常获取媒体信息有关。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民众也是对食品安全最担忧的人群之一，也与之前教育水平影响人们对食品健康风险认知的发现一致（Wu et al.，2017）。
对媒体的研究中，Yang（2013）揭示了与在中国食品安全有关的两个不同的倾向问题。一种趋势是政府和企业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的霸权。另一种倾向，反霸权做法，包括激进抗议和扩散争用。实际上，大规模生产和分销三鹿奶粉等有毒食品对社会信任构成严重风险，并导致公众对食品专家，制造商和零售商以及监管机构不信任。在中国，慢慢的变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及其不利的健康后果提高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并削弱了他们对政府监管能力的信心。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处理这些事件的不透明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如，在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奶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初步反应是掩盖事件，而不是调查和披露丑闻的原因。发生这样事件后，中国政府往往实行封闭消息维护合法性和名誉。然而“开放”和“诚实”对于公众对政府监管机构的信任至关重要，政府统一口径的行为只是进一步破坏公共信任。这些反霸权形式是如赵连海一样的受害儿童的父母被迫采取激进的抗议。公共监测可能有助于改善政府和政府，更开放和透明的媒体将是改善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更活跃从事监督食品安全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也是必要（Yang，2013）。总之，公共监测，包括媒体开放，可以帮助提高政府的责任。
在官方有机绿色生态农业体系外，中国民间组织开始建构替代农产品体系（AlternativeAgri-food networks，AAFNs）或者替代食物网络（AlternativeFood Networks，AFNs）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满足不信任官方“有机”或中国“绿色食品”等标准消费者的需求。AFNs是指在新环境下由多方参与者改善食品体制所作出的一种创新机制，既包括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re-spatialize），也包括对食品体系中社会属性的重构（re-socialize）。一方面，替代农产品体系的创新体现在生产技术上，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制度创新上，如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农夫市场（FarmersMarket）、消费协会（BuyingClubs）、消费者合作社（Co-ops）、观光农业（Agri-tourism）等（石嫣，2011）。在过去的10年，中国的可替代食品网络发展速度在全球罕见。在一个有着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发展中国家中面对食品安全的丑闻，中国食品运动倡导人士和消费者正在通过建构替代性食品网络以确他们能够有安全食品。AFNs区别于常规食品体系的关键在于嵌入性（Embeddeness）的改变，将“市场嵌入到社会关系”中，通过食品生产消费为契机改变市场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通过人与人信任、社区构建增加社会资本等。中国AFNs的特点是什么？中国AFNs重要是因食品安全驱动具有明显重视健康和消费的特点，对社会价值如社会正义以及现代食品体系的不足等的议题关注不够，因此“替代”食品体系区别于常规食品体系主要体现在渠道方面而没有形成新的社会关系，AFNs因此更类似是是技术-经济网络（techno-economic networks）。对安全食品强烈的消费驱动限制了可替代性食品体系以及食品运动的产生，因此对整个食品体系的改变有限，更多只是少数人解决食品安全的一种手段（Si et al.，2015）。
在美国和欧洲有机农业的兴起起初来自于社会运动企图恢复社区信任来重建人与人的关系，通过食品短链来解决工业化食品生产带来的问题。但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缝隙中，正式的有机农业很快被收编嵌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嵌入到食品体系中成为已有体系的一种食品，并迅速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开始吞入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而中国官方有机农业的兴起，拉动力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这种出口性附加值很高的商品的需求，因此中国有机农业发展是镶嵌在整个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外加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又催生国家监管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市场环境，才使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兴起并不具有欧美有机农业兴起保护环境对抗工业化食品体系的特点。同时中国转型社会下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就在国内市场形成了对安全健康食品的内在需求，有机食品因此很容易变成这种需求满足的一种寄托。然而国家和市场在有机产品的提供下双重失效才促使民间有机农业和替代性食品网络的出现，这又反映了社会信任的危机。总之，国家与民间对食品安全的矛盾在社会转型中交汇后产生的矛盾又因中国社会的“商品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不能将食品安全简化为具体层面的监管失效或者生产者道德低下来解释。
在许多学者眼中，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变成一种危机的代名词──社会信任危机。Yan（2012）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描述了食品安全威胁的出现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根据吉登斯、卢曼等的观点，现代化涉及社会从个人到社会形式的信任过渡；从对亲属关系的信任转向对非人际系统的信任，如对食品标准的信任，专家科学或官僚文件。Yan（2012）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从实质上影响到国人生命安全问题，还以有害的方式也构成了一些难以计算和控制的风险。根据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这种转变在当代中国失败了：非人格信任系统尚未成功发展。因此，这些关于食品安全的讨论侧重于消费者如何越来越依赖亲属关系和替代食品网络获取“安全”食品，这表明对专家或非人格的质量保证体系越来越不信任。对陌生人的福祉缺乏广泛的关注，可能会造成现代信任系统发展被坏破，如整个社会对远程粮食网络，政府质量保证和科学专业知识的怀疑，因此从社会层面食品安全方面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
信任是不同行动者之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除了Yan（2012）等从信任角度研究中国的食品安全的研究，通过食品生产、供应和消费动态过程中不同类型社会行动者的信任方式转变的研究较少。通过对中国农村打工者对食物安全和健康态度的研究，Lora-Wainwright（2009）指出在食品上使用的化学品是定义本土生产食品和市场食品的关键：化学品的使用在他们眼里并不是入侵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毒物，而是一种视情况而定使用的策略。即在市场逻辑下，他们会在食品生产上更多的使用化学品。而在家庭社会生活中，他们则更少地使用。这种矛盾模仿了一种新兴的“生物社会性”（Rabinow 1996，p.99）。在避免化学品的的伤害下同时获得发展的好处。这种策略使用化学品并非不道德，而折射出作为群体的村民所面对生活和变动的社会条件所采取的能动性。因此将食品安全单纯归因于生产者不道德或者对陌生人福祉不关心是不够的，而需要进一步考察国家-市场-社会整体性关系在社会变迁中是如何对个体行动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上关于食品安全的视角可以大略划分为：政治经济学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两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范式认为，农村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内转型的生产空间，侧重研究粮食部门不断变化的结构和权力关系，如粮食采购全球化和资本与不平等关系劳动/工人等。目前，这种范式已经演变为食品制度工作提供信息（Friedmann and McMichael，1989），商品系统分析已经扩展到价值链研究（Friedland，1984；2009），致力于零售行业日益集中的全球体系权力（Reardon et al.，2005）和全球正义运动（Borras，2010）。如，Tsing用“供应链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研究了资本主义如何伴随着监控机制和技术扩散：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采摘者负责种松茸，而日本公司负责对松茸按质量标准分级收购。劳动外包后，价值链上居于主导位置的企业不再监测劳动的质量而只监测终端产品质量。如果松茸不符合公司设定的标准则一律拒受。换言之，在供应链资本主义中，公司用库存审计取代劳动力培训，而农民则承担外包食品生产的全部风险（Tsing 2013，p.25）。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被批评为忽视了社会，空间和历史背景，并忽略了消费在农业食品研究中的作用（Marsden，1989）。
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认识论的转变，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即承认多重意义如何持续被创造、建构和改变，同时拒绝只有单一可知的“真理”的观点。马克思为传统经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看待物质方面食物，并且将食物理解为一种其真实价值隐藏的膜拜的商品。在后结构观点影响下，在涂尔干之后，更多地看待食物的象征意义，或食物反映社会的符号性（Goodman et al.，2012，p.34）。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者主导的食物活动越来越多，更好地理解给予消费的重要性并拒绝使用假定消费者无权的古典农业理论（Goodman et al.，2012，p.35）。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业食品学者使用了广泛的后结构方法。食品的生产和消费被当作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反映了参与食品生产和消费的个体或群体的经济地位、群体身份、政治权力、观念等。在后结构视角下，食品安全不仅仅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还被建构成一种技术问题时隐藏了其文化底层代码（Ulin 39）。例如，法国食品运动本质不是反对转基因食品或者支持有机食品，而是地方和全球文化之间冲突的产物（Heller et al.，2006；2007）。这两种范式并不冲突，更多是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政治经济学范式注重物质与权力层面，后结构主义范式注重符号意义和观念的范畴，在后者看来食品体系的权力更为精妙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范式中抵抗与压迫那么二元化。
对食品安全问题运用两种不同范式也利于理解此问题的不同层面。在研究跨国公司和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上，前者范式看到的是跨国资本主义阶级正在使日益全球化的官僚、政治家和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成为新的特权基层使用更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才会出现合乎这个体系的食物犯罪为之提供更便宜的和低质量的食物（Sklair 1995；1998；Croall 2001；2007；2009）。而后者则看到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不仅仅简单的商品同时还是“文化商品和全球化的符号，会参与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并造成深远影响。”食品安全涉及到各种行动者作为权威所定义意义与秩序，不同形式的文化权威的碰撞产生不同的行为逻辑。然而两种范式下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方面的对话甚少，外加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而各个学科领域的分散也使以上中国食品安全的研究较为碎片化，综合以上文献，食品生产、分销和消费的基础设施再中国“混合制度系统”下发生了怎么的改变，而由传统到现代的基础设施的变革又如何孕育了不安全食品？如何通过完善食品体系中现代化非人格信任机制来改善食品安全？替代性食品网络中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等人与人信任保证食品安全的规模能有多大，推广的可行性和普遍意义有多大？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否则简单要求加强监管实行新的食品标准，不能解决食品安全的危机。新标准只是为伪造提供新的机会。因为根据供应链资本主义模型中，要达到质量控制，农民面临巨大的风险压力（Tsing 2013），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对食品安全作假成为经济生存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假食品正是食品标准实行的产物，而社会信任的危机是结果。而如果不讲食品安全放在所处我国转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的整体中去考虑，片面要求严格执行食品标准或者学习“先进”的国际水平标准，新标准只是成为食品造假和不安全食品提供新机会。
那么如何将食品安全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合并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呢？可以通过研究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述行性（Performantivity of Standard）来解决。标准往往被看成不重要的细节或是中立的技术问题而被忽视（Lampland and Star 2009），但事实上标准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标准非中立而内嵌有权力关系，标准的颁布和实施是现代西方社会最主要的监管方式（Brunsson and Jacobsson 2000）；另一方面，标准在改变人与世界，如规范交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规范了旅行者的观念（Schivelbusch 1977），规范政策的同时也规范了受规范管理的人（Busch 2000）。例如，Ponte（2009）研究了作为南非葡萄酒买方的英国是如何通过质量标准以及供应链对南非酒业的劳动分工、供给关系，甚至是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标准是现代化治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设置（material infrastructure）之一，食品价值链的权力关系即是围绕看似只是技术层面的“标准”所展开的动态关系：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内嵌在标准中的成为既有规则（“述”），一方面是参与食品链的行动者对“标准”动态性的遵从和改变（“行”）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可被看作使监管权力主体无法由任何一方实现的例证，因此各种生态，有机食品标准的出现也是多方参与食品监管的必然产物：多方权力正是通过标准的述行而固化成为相应的产品。
作为现代化和全球化重要的理论和应用议题，标准的理论近年来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Bowker and Star 1999；Brunsson and Jacobsson 2000；Lampland and Star 2009；Timmermans and Epstein 2010）。尤其是在科技社会学（STS），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标准和标准化的研究已经在理论层面形成了综合性理论（Timmermans and Epstein 2010）。标准可分为正式标准和非正式标准，正式标准指可由历史可追溯性的制度化标准（Timmermansand Epstein 2010）。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经济社会学等国外前沿理论中，正式标准是全球化治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设置（material infrastructure）之一，标准的述行性可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述行准入机制，述行监管，述行企业社会责任，述行质量经济，述行供应链管理（Loconto 2011)。
标准述行性中的标准并非固化的书面标准（on the text）：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将标准看做固化准则，而侧重关注标准制定过程中权力的博弈，强调标准中内嵌的权力结构关系，如对食品标准的施行和监管。而标准研究则主张将标准当作一种治理工具，强调权力是动态存在的，关联性的。“关系的网络存在且仅存在于当关系述行（enact），再述行，并再次述行的过程中——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实践中发生”（Law 2008，p.635）。换言之，书面的标准和内嵌的权力，对参与者与经验性世界有所改变才是在实践中发生了述行。同时标准的述行性也认为参与者在从事相关活动时和书面标准可以有背离之处，因此并不是被动受制于标准内嵌的权力结构，因此整个标准的述行过程是一个有弹性的动态治理过程：对这种过程进行动态分析，以研究各方利益参与者是如何达到一种有弹性的权力平衡，而权力关系又是如何通过标准展开述行的，正是标准述行研究所关注的。这种动态分析法也适合变迁中的食品安全分析，同时也能兼顾以上食品安全研究中政治经济学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两个范式。
简言之，中国小农经济时代，食品的安全是通过小农生产方式外加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秩序来保障的，而在集体经济时代是通过国家有效行政管理来实现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社会结构的断裂重组和新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的过程：社会中旧的秩序断裂，国家和政府在变革中的角色发生转变，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市场化食品体系出现了发展差距，但靠市场化来确立秩序保障食品安全又存在种种问题，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安全风险的态度和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紧密关联，也使食品安全成为具有深远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社会问题。
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由结构性权力变革引发的物质性问题，也有文化话语和意义层面的问题。在探讨食品安全问题时，只看到生产者故意生产危险或低质量的食物，或者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出现问题，由此指责社会行动者不道德或反之呼吁其道德提升都远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学者们要考察食品生产、分销和消费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如何“鼓励”生产不安全食品，以及在食品领域里，国家、现代科学管理、市场、跨国公司、大众以及传统饮食文化等影响食品安全的要素以及相互关系等等。如果不将食品安全放在所处我国转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的整体中去考虑，片面要求严格执行食品标准或者学习“先进”的国际水平标准，新标准只是成为食品造假和不安全食品提供新机会。那么如何将食品安全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合并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呢？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研究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述行性来解决。
①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头版位置刊出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称安徽省三名女童喝下娃哈哈果奶后丧命。
②“廉价资本主义”（Cheap Capitalism）由全球资本主义精英发起，现在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在发展中国家开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以进一步开发全球低阶层作为廉价工具。产品质量、社会道德、商业道德和监管标准底线的竞争正在扩展到所有行业，并渗透到其他部门，如政府、教育、科学、艺术、大众媒体等领域。市场也侵蚀了本该应该保持利益中立且为“业界良心”的职业人员：食品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制造商和经销商聘用为首席科学家/经济学家参与到食品制造业的商业利益中，成为销售不安全和低质量的食品的组成力量。在此体系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被企业利益所取代最终变得无关紧要，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45］高素珊.爱婴医院和育婴科学［A］.景军.喂养中国小皇帝［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6］景军.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A］.景军.喂养中国小皇帝［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7］石嫣.替代食物体系中的信任建立机制：一项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式行动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11.
［48］王常伟,顾海英.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与优化——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3）：54-60.
［49］赵阳.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A］.景军.喂养中国小皇帝［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