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近日去世，享年94岁。在音乐、政治纪录片领域颇有建树的彭尼贝克，于2013年获得奥斯卡荣誉奖，是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纪录片导演。
1925年，彭尼贝克出生在位于芝加哥北部的繁华小城埃文斯顿(Evanston)，其父是一名商业摄影师。
他最早从事的行业与纪录片毫无干系。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上了一年学后，彭尼贝克来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业，在那里获得了机械工程本科学位。毕业后，彭尼贝克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工程师，开了家以发明出第一套计算机化航空预定系统而闻名的公司。
二战时期，彭尼贝克以工程师的身份服役于海军航空兵部门。战争结束的几年后，彭尼贝克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变。对电影日渐着迷的彭尼贝克扛起相机，花三天时间拍摄了一部名为《黎明印象》(Daybreak Express)的纪录短片。
彭尼贝克坐在始发于纽约的列车上，记录沿途的都市风光，快进式剪辑、平视仰视交错、复古色调、“乱入”的鱼眼镜头，众多拍摄元素糅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加上 Duke Ellington节奏感极强的爵士乐，给人一种参与纽约狂欢趴的感觉。从风格上说，《黎明印象》更像是城市交响曲电影与直接电影的混合体。
实际上，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彭尼贝克当时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听着 Ellington 的歌曲一边拍下自觉恰当的画面。因不懂剪辑，拍完后只能把素材锁入柜中，直到多年后学习了剪辑，才把它拿出来剪成成片。
在日后的采访中，回忆起最早的创作经历，彭尼贝克说道，“我很感谢 Ellington及所有音乐人。他们教会了我艺术。电影的真正本质是音乐性，因为它使用时间作为其能量的基础。它需要从这到那，图片和绘画则一直停留在那。你把一些事放到电影里，不到最后无法被完全理解。这是沿袭自小说和十四行诗的概念——需要到最后，才知道你喜不喜欢，才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对剧照来说，总有同样的瞬间，固定的、欺骗性的，但无生命力。一个单音。对电影来说，时刻不会停止——它疾驰而过，你必须以对待音乐和对待真实生活的方式来对待它。”
从一开始，彭尼贝克便展现出了对节奏的敏感和对音乐的热爱，而在他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最受瞩目的作品——为鲍勃·迪伦拍摄的《别回头》(Dont Look Back，彭尼贝克刻意不用撇号)——正是一部音乐题材纪录片。然而，他不但因擅长拍摄某个题材为人所知，而且在挑战人们对纪录片创作的理解、为纪录片开辟出新路的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得从风靡六十年代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运动说起。彭尼贝克是“直接电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最杰出的纪录者之一。
六十年代初，彭尼贝克、理查德·利科克(Richard Leacock)和前《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组成了德鲁小组(Drew Associates)，在声音和画面无法同时录制的年代，尝试控制声画同步，并提出“直接电影”的拍摄主张。“直接电影”学派以捕捉生活的本来面目为努力目标，核心理念是“通过观察发现真实”，“摄影机永远是旁观者，不需采访，拒绝重演，不用灯光，没有解说，排斥一切可能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主观介入。”
虽然不干预被拍摄者是不可能的任务，毕竟摄影机架在那里就是一种干预，就会被拍摄者一种正在被拍摄的感觉，加上免不了的后期剪辑也是一种以剪辑师意志为转移的干预。然而，“直接电影”的践行者会用很多方法尽可能的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持严格客观的立场），使被拍摄的对象以自然状态呈现在银幕前。
在技术的支持下，这种激进的纪录片拍摄方式得以实现，也恰好满足了当时民众的文化需求，因而获得不少支持。六十年代初，民权运动虽还处在蛰伏阶段，但社会上反对权威的声音早已此起彼伏。
这种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社会的纪录片受到不少人的青睐，民众们渴望看到未被粉饰的真实影像，看到呈现社会真实面貌、尤其是政治人物的真实活动与言论的视觉记录。
“直接电影”旗手们与政界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60年，德鲁小组为时代生活电视台(Time-Life Broadcast)拍摄了三部电影，其中就包括记录威斯康辛州总统初选过程的《初选》(Primary)。
1963年，德鲁小组解散。不久后，彭尼贝克与利科克组建了新的电影公司。恰巧，彭尼贝克拍摄的爵士乐歌手 Dave Lambert 的片段在欧洲广为传播，Bob Dylan 的经纪人 Albert Grossman 找到了彭尼贝克，希望他能记录下迪伦 1965年英国巡演的经过。
在某次采访中，彭尼贝克提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他将电影放给迪伦看的时候，迪伦面无表情地要求他在接下来几日内再放一次，到时他会带上笔和纸，写下有待修改的地方。彭尼贝克听完十分紧张。第二次放映时，迪伦真的带了纸笔，但看完后他什么也没写。迪伦还一本正经地把白纸摊开拿给彭尼贝克看，迪伦说：“这就是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别回头》依旧沿袭了直接电影的路数，能够说是对迪伦1965年英国巡演的忠实记录。而影片中的不少创意镜头其实是迪伦的奇思妙想，例如第一个镜头，迪伦洗牌式地举着印刷提示卡，卡上写的是《地下思乡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歌词。追求旁观者视角的彭尼贝克遇上渴望拥有的影像作者权的迪伦，两人的合作显得水到渠成。
拍摄制作《别回头》大幅度的提升了彭尼贝克知名度，也给他日后的纪录片创作铺平了道路。除《别回头》外，彭尼贝克还制作了不少有名的音乐纪录片，比如记录了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蒙特利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七十年代中期，彭尼贝克结识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Chris Hegedus，此后四十多年，两人合作了不少作品，而彭尼贝克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儿子 Frazer 则开始担任他们的制片人。
两人的初次合作是一部名为《能源战》(The Energy War)的政治“肥皂剧”，该片的拍摄制作耗时两年，内容是美国国会内部关于总统吉米·卡特天然气法案激烈的立法斗争。198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称该片为“史上最好的政治电影之一”。
在两人合作的作品中，较受关注的还有揭秘比尔·克林顿竞选团队内部运作的《战略室》(The War Room)，该片还入围了199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2013年，在领取奥斯卡荣誉奖时，彭尼贝克郑重感谢了他的妻子：“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今生挚爱，Chris……她和我一起制作了很多电影。当我们拍电影时，在拍摄时，我们是好朋友，因为面临的只有诸多要解决的难题，所以是合作伙伴……当你在剪辑时，一切（困难）都开始了……一周内你可以离四次婚。但你知道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即使从实际方面出发，每一个剪辑上的决定都让都对方感到近乎窒息的压力，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她始终是我最愿意合作的人。”
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影生涯中，彭尼贝克一以贯之的便是真实电影的方法。那种将真实的生活的粗粝感忠实地记录下来、让银幕前的观众看到真实生活的自然状态的愿景。
在谈到他的纪录片拍摄时，彭尼贝克说，“我希望能成为像剧作家易卜生那样的人。那是我的秘密希望：在某一些程度上我能变成易卜生。任何时刻都有事情发生。你不需要刻意去制造或撰写。我做的，是使之成功，而非提出教育性的建议。”
虽然彭尼贝克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和“直接电影”的精神不会消亡，而是会时刻提醒电影人，尤其是纪录片创作者，忠于真实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一名纪录片人的使命。纪录片流派众多，但彭尼贝克和直接电影在纪录片史上的地位和它们时代意义，将永在。
